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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上半年的信托登记系统数据看，共计报送各类型新增全量信托登记申请40025笔；报送终止、变更、更正登记分别为6594笔、2787笔、182笔。一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规模占每月新增规模的比重稳中有升，占比从年初的24.01%稳步上升至6月末的36.2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托公司的业务重心在积极向主动管理领域拓展。二是全年开展通道类业务的节奏规模整体放缓。从全年信托功能和受托职责变化趋势看，非主动管理类和事务管理类信托产品在规模占比上呈现下行趋势，分别从去年底的67.75%和56.17%下降至今年6月末的56.67%和49.44%，去杠杆、降通道等监管要求在信托公司的实际经营态势中得到印证。三是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规模占比稳中有升。从上半年的数据显示的募集资金投向分析，投向实体经济的规模占比为68%，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行业落实监管部门防风险、治乱象要求以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姿态。四是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和自身资源积极开展特色信托业务。家族信托、小微金融信托、员工持股信托、保险金信托和慈善信托发展势头强劲，6月末累计规模占比超过1.5%，较年初环比上升80.72%，反映出行业致力于挖掘信托制度的深层价值，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同时也说明行业业务转型仍有较大空间。

当江苏永元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建设工业园时，他们并没有先例可循。当地有一个说法：先有东方工业园，后有工业园法。东方工业园从2008年开始建设，工业园法直到2015年才在国会通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尽管埃塞俄比亚投资法规定了进口设备和材料可以免除关税，但江苏永元在办理免关税手续时需要回答属于哪个行业，生产哪些产品。“工业园是提供服务的，我们不生产产品。我们需要向埃方解释，说服对方接受这一理念。”东方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焦永顺对《财经》记者说。

不得不特别强调的是，在自然人债务生成链条上，最近几年金融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失序与越轨现象。一方面，商业银行针对年轻群体野蛮性推销信用卡，发卡数量出现“井喷”的同时，未按时还款的额度也开始激增，并且新的“负翁”人群竞相涌现；另一方面，不少网贷机构以及民间放贷个人或明或暗地高息拆解资金，诱导借款人掉进债务泥潭。而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恐吓、殴打、拘禁以及绑架等各种方式在内的野蛮与暴力催收讨债行为大行其道，由此发生了山东聊城“催债辱母案”那样的惨剧。不过，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后，资金借贷方完全可以获得明确的警示与指引，因为一旦法院宣布债务人破产，其部分债务将获得豁免和取消，而且债权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债务人追讨被取消债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与惩处。显然，在是否拆借出资金问题上，债权人今后将更加注重借入方的还款能力以及信誉程度。以此看来，个人破产制度可以倒逼金融市场进行自我纠错与正本清源，进而引导自然人债务管理回归有序化轨道。

他也承认，“深圳地方官员相当开放，我们申请供应链的时候，工商局根本不知道这个名词，他也解释不清楚，你来申请，我就给你了。供应链在全中国发展最快的也是深圳”。张春华认为，实体经济日子不好过的原因是毛利润太低，“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政策”。“做虚拟经济的赚钱太快”，他说，“银行是300%的毛利，相当好赚”。

责任编辑：余鹏飞公安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套路贷”新型黑恶势力情况。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童碧山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套路贷”和普通的民间借贷的区别。在“套路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处心积虑设计各种套路，制造经济纠纷假象，将虚构的债务合法化，非法强占他人财产，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套路贷”与普通的民间借贷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一是出借目的不同。民间借贷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而“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幌子，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垒高债务，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二是手段方法不同。民间借贷一般是双方真实意愿下的借贷行为，受民事法律的保护，双方主观上都不希望发生违约的情况，而“套路贷”则存在诱骗受害人签订虚假合同，制造银行流水，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等多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主动追求并制造“违约”事实发生，为下一步设计“套路”，非法占有更多财物奠定基础。三是法律后果不同。民间借贷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均受法律保护；而“套路贷”本质上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不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还伴随产生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受害人人身权、财产权，其签订的虚假借款合同以及恶意垒高的债务一律不受法律保护。

2000.12 如皋市委书记；2001.08 南通市委常委、如皋市委书记（其间：2002.03—2002.05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学习）；2003.01 南通市委常委、副市长（2002.09—2004.01 江苏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